在我国古代汉语中，对“廉”字的解释是“堂隅”，后又引伸为方正、高洁、公平、不苟、明察、廉明、廉洁、廉正、廉政等义。由于“廉”字受历代官吏的推崇，所以，“廉”成为评价官员是否清正、廉洁、为民的一把尺子、一面镜子、一个标杆。《周礼••天官冢宰•小宰》最早确定了“廉”吏的含义：“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廉”字不断赋予、附加、并生成文化的新内容和政治的新内涵。在今天，如何看“廉”、识“廉”、用“廉”、为“廉”呢？我认为，大体上有“七题”，特作如下解读。

一题，解读“廉”字要廉政。早在春秋战国，《礼记•礼运》曾有言：“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说的就是大臣要尽忠，小臣要尽职，无论文武百官，均能克己奉公，那么一个国家就会长盛不衰，一个民族就会久立不败。这样，廉，在时代大潮的淘洗中逐渐被演绎成为一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的最高操守，坚定而不可动摇。《十雅》指出：“廉，清也”。“廉”是什么，是“清”。“廉”是“清”，也可以说“清”是“廉”，“廉”与“清”相等同。二者不同音，却同义、同理。所以，在廉政文化中，就有了讲“清”是“廉”的定格。于是，就有了清之贫，清之风；清之白，清之泊；清之水，清之淡；清之高，清之德，清之廉，清之洁。老子的“清静为天正”，讲出了清之品；庄子的“虚静恬淡，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讲出了清之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讲出了清之胸，司马迁的“玉璧贵在无瑕，人也应如此”，讲出了清之高；郑板桥的“乌纱掷去不作官，囊中羞涩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山作渔杆”，讲出了清之气。清是一种廉，一种美德、一种品质，也是一种内在的、向上的追求，是洁白朴素的生活。为官清廉，这种品质需要不断地砥砺磨炼。可以说，达到“廉”的高度，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有诗为证：“为官清廉易变难，弃私遭遇污吏怨。囊中羞涩怎请客？丢掉良心卧不安！”明崇祯年间，有廉官于成龙，用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赢得百姓爱戴和清圣祖康熙的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流芳千古。为官者，讲廉、讲清其方面很多，最为主要的在于廉于清，归根结底要廉于政。政，指政治、政权、执政。从政，必廉政；执政，必政廉。廉与政，二者相依托、相作用、相促进、相发展。从政离不开廉，离开了廉，作为一个政党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就会堕落、腐化、腐败，政权就会丧失，个人就会葬送。廉与政的统一，指的是有了廉政就不会有贪之权、腐之政，败之绩，也不会有私之权、危之权、险之权、害之权。“廉”，是一种品质，有廉则清，有“廉”则公、有廉则政。“廉”字不卑，安于清贫，禁得住诱惑，禁得住清廉，是一个具有崇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高贵品质。这一种高贵品质，温润如玉，烁光泛金，具有高山仰止之凛然。所以说，领导干部讲廉政，要讲清廉、讲清政，这是为民的需要、执政的需要、巩固政权的需要。对此，千万粗心不得、麻痹不得、忽略不得。领导干部要一切从“清”字着眼，从“廉”字出发，在廉政上落实，以此去验证、去考证、考查证，自身是否“廉”、是否“清”、是否“洁”，是否以廉的品质、风范、风骨去做人、去工作、去为民，唯有这样，才能做到公事用好权、私事不动权、对人民不弄权，从政掌好权、执好政；当廉官，风气清；廉政扬，国家兴。

二题，解读“廉”字要廉正。俗话说：“正身自端，歪行易偏。”做官要正，也就是讲正派，讲公正、讲正义、讲正直、讲正气。“正衰邪必侵，善弱恶滋生”。古人曰：“宁可正而不足，可邪而不邪有余”。读这些名言，深感文字言简意赅，不啻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获益良多。显然，“正”，能惩处邪恶、主张正义，讲究公平，倡导廉正，所以说，正则言实、正则行端、正则明理、正则廉正。何谓为官之道？孔子在《论语》中说：“政者，正也”。意思是为官从政在于“正”。“正为政之本”，“行政”者当“行正也”。“正者，合乎法则也”，“正”就是不偏不倚，端庄正派，其要义，在于领导干部办事做到公正。正，来自何处？答曰：“来于廉”。没有廉，就没有正；廉的觉悟有多高，正的思想境界就有多高；廉的水平有多高，正的水准就有多高；廉的质量有多高，正的素质就有多高。这里，与孔子“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大相径庭，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时，在广州城外，有一池泉水名“贪泉”。当地又传说饮了贪泉的水，便会贪婪成性，一败涂地。吴照饮不误，饮后还赋诗一首：“古人言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一身正气，告老还乡时，庶民百姓以“高风亮节”相送。人，只要廉，就有浩然正气。廉决定正，正依据廉，廉与正相结合、相一致、相促进，才能保证“正”的实现，发挥正的作用、威力、价值。在讲廉中讲正，才能做到廉正。“廉生威”，在于廉生正，有正才有威，没正就没有威。领导干部要从“廉”字着眼，严于律己，两袖清风，树立善恶分明的是非观、刚直守正的节操观、忠诚守信的人际观，处世立得直、做得正、行得端，广大群众就会口服心服并起而效法，呈现出政治清明，事业兴旺，万象更新的大好政局。

三题，解读“廉”字要廉洁。王冕的《白梅》诗写到：“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为人高洁、廉洁，才能在行之端中把清风、清气、清香送给人民。执斧斤者，听于施墨者，然后大厦成；执士戈者，听于明理义者，然后大业定。心地存洁，志存高远，这历来是做人为官，成就事业，造福人民的基础和前提。这里，要认清贫与污浊相连，廉与洁相依。做人要像清水一样清澈透明，而不能像污水一样混浊、遗臭。“洁”的含义是什么？答曰：“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授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是古人对“洁”这一概念的恰当诠释。“廉”洁的本意，乃是指堂之侧边，从广，亦指物体露出棱角。故用之于人，有棱角，有节操、不苟且谓之廉；正直、刚直、品行方正谓之廉。洁者不污也，鲜而不垢，洁也。故操行廉洁，品德高尚谓之洁；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谓之洁。廉的立足点、归宿点，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个“洁”字。洁，是廉的象征，也是廉的本质。廉，反射洁；洁，彰显廉。廉生廉洁、先廉后洁、洁出廉洁。 “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领导干部因手中有权力，找着办事的人多，围着转的人多，送礼行贿者也多。若不廉洁，就可能出问题，就使得原本廉洁的手变得肮脏，原本高尚的人格变得卑劣，原本美好的心灵变得龌龊。鉴于此，领导干部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真正做到想廉洁、抓廉洁、敢廉洁、能廉洁、为廉洁，也就是不为私心移节、不为玩物丧志、不为名利失德、不为物欲动心、不为权重傲物，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四题，解读“廉”字要勤政。南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卷二《尽已篇》有言；莅官之要，曰廉日勤。说的是廉政与勤政是为官从政的第一要求；不勤政无以从事，不廉政容易坏事。这是因为廉的意义很广，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的第一指向就是勤，也就是勤政。因为勤政是实现“廉”，或者说是实现廉政的最可靠的基础和重要保证。从政者如果不勤，也就是不勤政，必然给党内腐败带来可乘之机，不勤政的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现象蔓延的土壤和温床。廉政可以立身，勤政可以安民；不廉政容易坏事，不勤政则无以成事。勤廉双为，才能很好地实现政绩和自身价值的统一，也才能赢得尊重，赢得发展，赢得未来！“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廉与勤，是历朝历代的为官之本，莅官之要。“业精于勤，荒于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的就是要坚持勤学习、勤工作，日有所进，提升自我。“不勤干不成大事，不廉无以立身”，廉政与勤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勤政是实现廉政的最可靠的基础，廉政又是通向勤政最重要的保证。“功在勤政，威在律己”，廉政突出的是操守，勤政突出的是担当。原因在于，廉政建设抓得如何，强化得如何，直接对勤政建设有着重大的支配作用和影响作用。一旦廉政建设搞不上去、抓不好，腐败现象就得不到有力、有效遏制，权力就会受到严重侵蚀，再好的勤政举措也得不到落定，权力反而会被异化、变质、变形，从而加剧不勤政现象的严重性，危害性，这就是廉政对勤政“反作用”的集中表现。所以说，讲廉政，必须突出勤政，必须把勤政建设抓紧、抓实、抓好。这是因为，勤政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实在的政治行为方式，它的本质内容是党政干部必须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发奋努力，积极地创造性地工作。党政干部只有克服工作中的浮燥、浮漂、浮夸和惰性，做到勤奋、勤政，才能做到爱业敬业，才能面对实际问题，了解准确的行政信息，作出正确的行政决策，获得卓著的效果，这样才能使行政效率不断上新台阶，在这个过程中，也为廉政建设打了基础和扎下根基。

五题，解读“廉”字要立德。《论语•雍也》记载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体说的是，作为正人君子，不仅要外表端庄大方，毫不粗俗，内心也应该美丽高洁，不藏污垢。“廉”有“品”，“品”是“德”。廉政文化其主体在于“德”，重点在于用“德”，为什么？“廉”出“德”，“德”从“廉”。对从官者来说，西汉司马迁总结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的经验教训，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天官志》篇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作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做官之德，出于廉德。春秋史书《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修养官德列在建功创业、建书立说之前，定为廉德之果，据此，对官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发出了“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的铮铮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虽有缺点但是品格高尚的廉官。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有：“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讲明了有德者不担心没有官位，而无德小人却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孔子、孟子更有着重德轻利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也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三）》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廉于民的作用。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云：“无德于民，不足以兴”，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道理。古人曰：为政“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官德降、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大忠无言，可以充盈天地；大德无形，可以侵润万物。注重道德修养是廉政建设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廉”字折射官德，官德体现“廉”字。对于执政的官吏而言，正如《大戴礼记》而曰：“行德则兴，背德则崩”。政以人兴、国以法治、人心德塑，为官之基在于学、为官之本在于才、为官之魂在于德。古人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可见，官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不过，官德的高与低，取决于廉字的大与小。抓官德建设，大都是从抓“廉”字建设着手、开始的。唐朝魏征在《群书治要•刘广别传》提出：“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宋朝吕祖谦在《官箴》文中亦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但是在这三者中，“清”指的就是“廉”，是最关键的。宋朝包拯指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讲的就是为官、从政的规律、事业兴衰的道理。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道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作为党政干部在以德倡廉、立身的同时，要努力做到行德政、办德事、倡德风、兴德业，也就是自觉地把廉政建设搞好，做一个以德为先，廉政为民的人民公仆。

六题，解读“廉”字要大公。古人曰：“公生明，廉生威”。在廉政文化中，我国浩如瀚海的古籍中，都能看到“公”与“廉”的文化。”《史记•引丞相列传》中的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从不受私情之托，这是古代公生明的警句。《书•吕刑》中有“无或私家之狱之两辞”之语，讲的是狱官不应利用原告、被告的争执面渔翁得利。《书•周官》中说：“以公灭私”。《宋史•杜范传》说：“同心为国，岂容以私而害公”。《韩诗外传（卷六）》中说：“则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立而私事息”。《韩非子•有度》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宋史•包拯传》中有“关节不到，有闫罗老包”一句，这里的“关节”，指的是贿赂的意思。包公不受贿，是他不为私情所动，铁面冰心的忠实写照。于是，包公祠有这样的对联：“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伟大领袖毛泽东，提出了“大公无私”，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周恩来提出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略，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务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看来，作为一名人民公仆，必须做到“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即“无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才能明政治、明方面、明责任、明廉政，升华古人提出的“公生明、廉生威”。公之所以生明，廉之所以生威，在于廉出公心、廉为公；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只有大公的人、廉政的人，才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联结的是公、派生的是公、为着的也是公；贪，联结的是私、派生的是私，为着的也是私。在一定意义上讲，廉＝公，公＝廉；廉、公一体、就出大公、纯公。党政干部要做到立党为公，廉洁从政，就要在抓廉政建设中以公铸魂。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庄子说：“治天下必先公”。古代圣贤，都以立公做人为本。宋朝朱熹曰：“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由此可见，唯有为公，方可高、可贵、可尊、可大、可敬，是大写的“人”字。不过，公出于廉，要倡导公、提倡公、弘扬公、锻造公、推崇公，就要从廉政建设着眼、立足。人立天地间，无论是为官为民，官大官小，位尊位卑，只有从“廉”字派生“公”字，人生才精彩。如若挟私苟谋，就是当上王侯将相，封疆大吏，也只能被唾骂千载。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就特殊在一心为“公”上。愿各级领导干部都以廉出公、促公，用精彩的“公”字，塑造出精彩的人生。

七题，解读“廉”字要要节俭。在廉政文化中，古代对清官评价的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讲俭朴，不腐化，永葆节约、纯朴、节衣缩食本色。唐初名臣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虽一生为官，却俭朴一生，家无积存。《随书》本传说他“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其中载有他的家训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遵循父亲的家训，尽管后来位高权大，依然洁勤慎独，从不恃权贪功，始终俭朴一生，以清白传世，成为一代名臣。《宋史》中有一段记载：宋朝宰相范质有一次生病，宋太祖赵匡胤前去探望，看到他用的是破旧家具，睡的是硬板床，床上铺的是旧棉絮，茶具也是粗瓷杯盘，回来后便派人送去了雕花大床、鸭绒被和精美茶具。不久，赵匡胤再去范家时，看到他睡的仍旧是硬板床，用的仍旧是粗瓷茶具，便疑惑不解地问：“爱卿身为宰相，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范质拱手回答：“陛下给我的俸禄，岂能置办不起好家具，只是臣以为为官应以奢为耻，倘若我奢侈豪华，那么我下面的官吏将会一一效仿，这样岂不坏了朝野之风气，成为千古罪人！” 呕心沥血十九年撰就《资治通鉴》这一历史巨著，给世人留下这笔巨大精神财富的宋朝史学大家司马光，官至尚节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却奉行“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朴为美”的生活。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父亲司马池和自己，三代都是进士，都做高官，却都简朴。司马光继承祖上遗训，生活十分俭朴，勤廉自守，终其一生。文学家苏轼说司马光：“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司马光自已平生不事聚敛钱财，官拜宰相，位极人臣，弥留之际，死的时候依然想着朝廷政事，他清白传家，死后屋子里“床篑萧然”，枕边只有《役书》一卷。“廉”字出俭，俭促“廉”字；廉俭结合，方成大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俭”字可以修成“廉”字。故管子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清正廉洁，皆由俭始。事实说明，凡不节俭的人，都是不廉洁、不廉政的人；凡不廉洁、不廉政的人，都是奢侈浪费的人。《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往今来，凡有识之士都鄙夷生活上的奢侈，并把“俭”与“奢”同国家兴亡、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启示人们树立“以俭立名”为荣、以“奢侈自败”为耻的思想。节俭是一种行为，更展现一种精神力量；节俭是一种观念，更体现一种民族品格；节俭是优良传统，更显示现代文明的标志。党政干部拥有了它，将终身受益、他人受益、全社会受益。节俭是什么，就是一种廉政。保持节俭之风可以使人远离奢侈贪欲的诱惑，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开拓进取。而奢侈和腐败则是孪生兄弟，许多腐败分子就是从追求奢侈生活开始，逐渐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道路的。由此观之、悟之、想之，以俭养德、以俭养廉、以俭从政，尤为重要、必要、迫切。今天，我们倡导过俭朴生活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过贫困日子，而是提倡清廉的精神、气节；展示“为士居官，清节凛凛”的清风、清气，表现的是“水以清冽而寒为美”的品质、品位；折射“从官贵恭慎，立身贵廉明”谨慎、崇高，彰显“洁己而有德威者”的廉洁、威望。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明朝初年，朱元璋见了中国元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陈友谅用过的镂金床后气愤地说：“一张床便如此穷奢极侈，陈氏父子何以不亡！”此话令人警醒。共产党人如果以奢为荣，轻则败坏党风、影响党群关系，重则有可能葬送我们的先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必须在全国特别是在党内大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我们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作出表率，以奢为耻，防腐反贪，把心思用在工作上，把精力用在为人民谋利益上。唯其如斯，我们富民强国的宏伟目标才能早日实现。